汉代合浦郡的对外贸易及其重要意义 
廖国一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环北部湾地区的经济空前地活跃起来，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环北部湾经济圈”，其中的北海、钦州、防城港、合浦、湛江、海口等环北部湾沿岸的港口城市，在国际国内经济文化交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环北部湾地区的对外联系，具有悠久的历史。至少在汉武帝统一岭南起到东汉末年，即公元前111年至公元220年，环北部湾地区的合浦郡就已经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和文化交往了。与此同时，汉代合浦郡与国内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中原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南地区也建立了密切的贸易联系。汉代合浦郡，成为汉代远洋贸易路线和国内贸易路线衔接联通的枢纽地带，经济较为繁荣。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与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重温2000年多前的这段历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从合浦、徐闻、日南出发的、以合浦为中心的中国古代 
    最早的远洋贸易航线及其考古学证据 
    1．汉代合浦郡的设置和远洋贸易航线的开辟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西汉政权在环北部湾沿岸等地设置了合浦郡。“合浦”一名因其地理位置而得，其境内有南流江在州江分5条支流入海，故其含义是江河汇集于海的地方。[1]元封五年(前106)，西汉设置交趾刺史部，合浦郡隶属于交趾刺史部。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合浦郡，户万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万八千九百八十。县五：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庐”。徐闻县，即今广东的海康、徐闻、遂溪等县地；高凉县即今广东的阳江、阳春、电白、化州、吴川等县地；临允县即今广东新兴、开平等县地；朱庐即今海南岛琼山县境[2]；合浦县境相当于今广东的廉江和广西的防城、钦州、灵山、横县、浦北、北海、博白、北流、容县、陆川、玉林、邕宁等县市的全部或一部[3]。关于汉代合浦县县城所在，一般认为是在今广西浦北县旧州境内[4，5]，但旧州境内尚较少发现汉墓，而在今合浦县城东南郊已发现汉墓1000多座，这些墓葬分布在东西宽5公里、南北长18公里的广阔地带。[6]因此笔者认为，西汉时期的合浦县城很可能是在今合浦县城附近，而不是浦北的旧州。西汉的合浦县城离海较近，又有南流江经过，适合作港口，“合浦”这一名称与“江河汇集于海的地方”之意也相吻合。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九年(43年)，合浦郡治地由徐闻县迁往合浦县县城，即今合浦县城附近。 
    汉武帝统一岭南设置了合浦等郡后，以环北部湾沿岸的合浦、徐闻两县和位于今越南中部的日南等地为始发港，开辟了远洋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三个港口中，合浦港因为有南流江交通之便和居于环北部湾沿岸的中心位置，而成为最重要的港口。《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十八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是史籍中关于汉代合浦郡至东南亚、南亚等地之间存在着一条远洋贸易航线的最早记载。这条远洋贸易航线以丝绸贸易为主，故又称“海上丝绸之路”。从合浦港出发的这条航线，是由西汉政权主动开辟的，当时可能是由“黄门”负责。这一点，在上述《汉书?地理志》中已有明确的记载。《汉书?霍光传》载：“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颜师古注曰：“黄门之署，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画工”。黄门是汉代官署名，其官长为黄门侍郎，皆以宦官充任，是宫内为皇帝办事的机构，相当于内务官。《汉书?地理志》所载的“译长”，即通晓外国语言的翻译官；“应募者”即被招募参加远洋贸易船队的人，他们中可能有中原汉人，也可能是汉代合浦郡一带生活的熟习航海驾船技术的越人。 
    2．与汉代合浦郡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 
    根据上述《汉书?地理志》等资料的记载，并结合考古学材料等证据，我们认为从汉武帝时候起，今东南亚、南亚等地下列国家和地区通过合浦郡，与汉朝有了贸易往来。现分述如下： 
    印度尼西亚 即《汉书?地理志》中的“都元国”。据考证，都元国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7]印度尼西亚是汉代从合浦郡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个大站，深受汉文化影响，并留下很多汉代文物。在东苏门答腊帕塞马高原巨石文化遗迹中，发现了西汉的雕像和浮雕。[8]此外，在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的一些古墓中，除了五铢钱外，还有中国汉代的陶鼎(底部有西汉元帝“初元四年”的纪年铭文)、陶魁等[9]。陶鼎、陶魁(铜魁)等常见于合浦郡的汉墓中，在合浦县凸鬼岭汉墓[10]和望牛岭汉墓[11]就分别出土了2件陶鼎和2件铜魁，说明汉代合浦郡环北部湾沿岸和印度尼西亚关系的密切。此外，铁器也经合浦郡传到了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史学家维明就认为：“铁器加工技术从中国南部经过越南东京而传人印度尼西亚”的[12]。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等地，也是汉代合浦郡远洋贸易船只的重要抛泊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顺帝永建六年(132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据伯希和的考证，叶调国即爪哇，属印度尼西亚[13]。这种情况反映到了东汉，印度尼西亚也来汉朝进行“朝贡贸易”了。 
    缅甸 据有关学者的考证，《汉书?地理志》记载的从汉代合浦郡出发的远洋贸易航线所经过的“邑卢没国”，在今缅甸勃固附近；“谌离国”，在今缅甸悉利；“夫甘都卢国”在今缅甸卑谬附近。《汉书?地理志》中的“邑卢没国”、“谌离国”和“夫甘都卢国”，是我国最早对缅甸的记载。缅甸在汉代尚未建立统一的王国，境内分布众多的部落联盟和小国，汉王朝与上述缅甸境内的部落联盟或小国有了贸易往来。缅甸还以朝贡汉朝的形式进行“朝贡贸易”，即将一些本地特产进贡汉朝皇帝，汉朝皇帝受礼后则赏赐给他们一些高级的土特产以示回报。东汉永元六年(94年)永昌境外缅甸的熟忍乙王莫延，遣使“译献犀牛、大象”。(《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永元九年(97年)，缅甸北部的掸国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掸国来汉朝进行“朝贡贸易”，很有可能是沿海路从合浦郡登陆的。 
    印度 印度在汉称“身毒”、“天竺”，《汉书?地理志》上的“黄支国”是其属国，位置在今印度南部的康契普腊姆[14]。黄支国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与货物集散地，其与中国的海上贸易频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逮王莽辅政，元始二年(公元2年)，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黄支国及附近地区输入中国的主要货物有璧琉璃、犀牛、玳瑁、玛瑙等物。《汉书?地理志》说：“俱人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汉书?地理志》所说“璧流离”即“璧琉璃”。根据季羡林先生的考证，“璧琉璃”是印度词儿，梵文是Vaidurya，俗语是Veluiya，马来语是baiduri，biduri，希腊文也有类似的词儿。[15]因此“璧琉离”是来自印度等地的外来词。“璧琉离”实指早期的玻璃，古称琉璃或料器。我国很多考古发掘报告，将汉墓中的玻璃往往称为琉璃。解放后，在合浦[11]、徐闻[16]、防城港澫尾岛[17]和附近的柳州[18]、贵港[19]、贺州[20]、昭平[21]等地汉墓中都发现了玻璃珠、水晶珠、玛瑙珠、琥珀珠等装饰品，其中的玻璃珠即“璧琉离”，而水晶珠、玛瑙珠、琥珀珠即《汉书?地理志》上所说的“奇石异物”，它们在中原汉墓中很少发现。尤其是在合浦县堂排4座西汉墓中出土了天蓝、湖蓝、绿色的玻璃珠1656粒[22]，在合浦县母猪岭6座东汉墓中发现玻璃珠860余粒[23]，在徐闻14座东汉墓出土玻璃珠127粒[24]。环北部湾沿岸合浦一带汉墓中数量如此众多的玻璃珠的发现，在全国的汉墓中绝无仅有，一般认为是从海路输入的[11]，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汉代该地区对印度等地贸易之盛。 
    新加坡 《汉书?地理志》所载的“皮宗”，一般认为是今新加坡西面的皮散岛[25]。新加坡位于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的要冲，汉代合浦郡与印度等国之间的远洋贸易航线必定经过这里，它也是汉朝—缅甸—印度的中继站。当时的航海者 
    在新加坡还留下了汉代的遗物，如现在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内陈列有一件当地出土的典型的“汉代罐鼓”[26]，是汉文化随远洋贸易船队传播到这里的历史见证。 
    马来西亚 目前在汉代史籍上还未见有对马来西亚的记载，但从合浦郡出发前往印度的沿海岸航行的航线，也必定经过马来半岛附近。考古学家曾在马来西亚柔佛河流域发掘出许多中国秦汉时代的陶器残片[27]，据此推测至迟在汉代，中国和马来西亚已有贸易往来了。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贵港、梧州等地的汉墓中发现了一种被称为“托灯俑”的器物，这种俑头型较短，两颧较高，宽鼻厚唇，下颌比较突出，身材不高，其体质特征与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等地的土著居民“原始马来族”相似[28]。在合浦县望牛岭西汉墓出土的人形足铜盘[11]，其人形也与上述托灯俑相似，应是“原始马来族”，而不是中国人。据此可推测，一部分马来人已随西汉船队来到合浦郡及其附近地区活动了，这也体现了汉王朝实行对外开放、允许外国人来中国从事商业等活动的政策，有利于促进汉朝经济文化的发展。 
    斯里兰卡 《汉书?地理志》所载的“已程不国”，中国学者一般认为是今南亚的“斯里兰卡”[29]。斯里兰卡自古以来就是欧亚大陆之间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西汉时期，中国与印度洋上国家的贸易，一般至此而还，这是从合浦郡出发的西汉“海上丝绸之路”所到达的最远的国家。 
    意大利(罗马帝国) 合浦郡出发的远洋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到了东汉时候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到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即《后汉书》所提及的“大秦”，它是以今意大利为中心，包括今北非、西亚和欧洲南部的大帝国，其航海活动十分发达。《后汉书?西域传》载：“大秦国一名犁鞬……宫室皆以水精(晶)为柱，食器亦然……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到桓帝延熹九年(166年——作者注)，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毒瑁，始乃一通焉”。从这则记载来看，大秦国出产“明月珠”、“琥珀”、“水晶”“琉璃”等物，这符合《汉书?地理志》所载：“俱人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的情况。结合如前所述，解放后在原属于汉代合浦郡的合浦、徐闻、防城港澫尾岛等环北部湾沿岸地区汉墓出土众多的玻璃珠、水晶珠、玛瑙珠、琥珀珠等情况，则大秦国的这些特产或许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贸易方式运到了合浦郡地区。《魏书》卷一○二说：“大秦国亦名黎轩……东南通交趾。”汉代合浦郡是交趾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大秦国与合浦郡有了联系。在河南洛阳和朝鲜平壤的东汉墓中，也发现镶嵌水晶或琉璃珠的漆器[30，31]，这些水晶和琉璃珠或许是从遥远的大秦、印度等地，通过远洋贸易，经合浦郡港口传人的。汉王朝的官僚贵族非常喜欢这些“奇石异物”，桓宽在《盐铁论?力耕第二》中说：“璧玉、珊瑚、琉璃，成为国之宝”。在汉代官僚贵族的眼中，来自异国他乡的琉璃等物，是国之宝物，所以死后也以之随葬，这种情况在合浦、徐闻等地汉墓中得到充分的反映。汉代从合浦郡出发到罗马帝国的远洋贸易的产品要是丝绸，这些丝绸又称“杂缯”或“綵缯”。起初罗马帝国与汉王朝的丝绸贸易都是间接贸易，受到安息国官府和商人的从中盘剥，到了延熹九年(166年)，罗马帝国皇帝安敦的使者，才沿着西汉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来，从日南郡经合浦郡往北到达洛阳的，从此两地开始了直接的贸易。20世纪40年代法国考古队发掘了扶南(今柬埔寨)最早的哥俄厄港，发现了公元150年前后的罗马徽章和东汉中国的铜镜等[32]，反映当时的罗马帝国商人沿海岸东来中国已是可靠的事实。在西亚的叙利亚(汉代时属罗马帝国)东部沙漠中的绿洲帕尔米拉境内出土了汉字纹锦[33]，这些属于公元1世纪的丝织品，都是从汉朝输入的。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公元23～79年)在《自然史》一书中有一段关于中国丝绸的记载：“赛里斯国(按即中国)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夫人娇媛，裁成衣服，光辉夺目……奢侈之风，由来渐矣。至于今代，乃见凿通金山，远赴赛里斯国以取衣料……据最低之计算，吾国之金钱，每年流人印度、赛里斯及阿拉伯半岛三地者，不下一万万赛斯透司，此即吾国男子及妇女奢侈之酬价也”[34]。据此可认为，中国丝绸在罗马帝国极受欢迎，并且造成了类似外贸入超的影响。这些丝绸的一部分，可能是从中国西北陆路输入的，另一部分则应来自中国南方环北部湾沿岸合浦等港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 
    3．汉代合浦郡远洋贸易的航海工具和远洋航行方法 
    远洋贸易，首先必须解决船只问题。它要求船只安全、平稳、抗风浪，并且应具有较大的载重量。虽然环北部湾沿岸尚未发现汉代的造船遗址，但邻近的广州地区则于1976年发现了秦汉时期的造船工场遗址[35]，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解决汉代航海所用船只的问题。考古专家们经过对船台结构的考察和研究，认为广州秦汉时期的造船工场，可建造宽6～8米，长20～30米，载重数10吨的大型木船，若并台造船，则可以生产出装载容量更大的船只。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是一处能够成批生产内河和沿海船只的大规模造船基地，反映了汉代的造船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汉代远洋航行可能主要有木帆船和楼船。[36]木帆船又称风帆船，主要利用帆具依靠风力推进。船身首尾略窄，两边稍翘。风帆船设有两桅、三桅等，大多采用长方形、扇形或三角形的篷帆，可以迅速升降。船有三支桨、五支桨等。有的结构复杂，设有舱房，船头安装排浪板，船尾设有封闭的尾舱。这种船只既可适合于沿海航行，也可作内河航运，并且从汉代起至今仍沿用于环北部湾沿海及内河地区。楼船的构造，是建有重楼，十桨一橹，航行速度较快。大多数楼船头低尾高，船尾有一大舱，船身左边连船舱共计可达十层，船右边有一桅上张挂帽形的帆和旌旗，船边水中有浮木和挡木造成的边架。《史记?平准书》载：“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这种船帆、舵、锚等设备齐全，能经风吹浪打，可用于近海航行。《后汉书?马援列传》载东汉政府派马援讨伐征侧、征贰的反叛时说：“援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从这条记载来看，汉代楼船的制造和船队都已有相当的规模，楼船也有大小的差别。在广州一座新莽至东汉初年的木槨墓中，曾发现彩绘楼船的模型，在甲板上建有重楼，连同底舱，上下三层，有划桨十支，橹一支。只可惜残损过甚，已难窥得全貌。[37] 
    北部湾和南海(汉代称涨海脚[38])属季风气候区，冬季多行东北季风，夏季多行西南季风。这种季风气候，为汉代环合浦郡出发的远洋航行船只提供了方便。但是由于当时的航海技术还较低，船只抗风浪水平不高，续航能力有限，又没有指南针指示方向，因此当时为了减少风险、避免迷失方向和依赖海岸的补给，一般采取沿海岸航行的办法。汉代船队的航行，到达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有时不得不依靠“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汉书?地理志》)远洋航行在古代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但可能遇到海盗的袭击和海上暗礁、险滩的阻碍，而且航海者常常“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汉书?地理志》)海上航行十分艰苦，如果是航行到更加遥远的大秦、天竺，这种航行就更加艰辛了。《宋书?蛮夷列传》载：“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汉衔役，特艰斯路。而商贾所资，或出交部，汛海陵波，因风远至”。尽管远洋航行要经历种种艰辛，但是来自中原等地的汉人和合浦郡的当地居民，不畏艰难、前仆后继地开辟了这条从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北非和欧洲的万里航线，这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
    二、汉代合浦郡与中原及西南地区的远距离贸易通道 
    汉武帝以后到东汉末年，合浦郡的对外贸易空前繁荣。这种繁荣，与汉朝开辟了两条从内陆面向合浦郡的贸易通道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合浦郡对外贸易的繁荣，又进一步促进了内陆地区对外贸易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1．汉代合浦郡与中原地区的贸易路线 
    一般认为，在秦统一岭南以前，岭南和中原已经有了联系。从考古材料看，1974年在武鸣县出土了一件商代铜卣；1976年在兴安县也发现了一件商代铜卣；在横县、灌阳、忻城等县也都发现过西周时代的铜钟等[39]。这些青铜器在器形、纹饰等方面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青铜器十分相似，是从中原地区传入的。中原地区商周时期的墓葬中经常出土有一种特殊的随葬品——海贝。例如1953年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村墓和1976年殷墟妇好墓分别出土有234枚[40]和6880枚[41]海贝。这些产于我国南海、台湾和阿曼湾等地的海贝，在中国早期商业活动中占据首要地位。海贝形小易藏，大小均匀，数量稀少而美丽，适合于作货币和装饰品，很受中原人的喜爱。《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西汉南越王赵佗“因使者献(文帝)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其中的“紫贝”应是海贝。上述安阳殷墟商墓出土的海贝可能来自北部湾沿岸地区，《诗经?大雅》载：“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说明商周时期中原人已经到了南海(南方的大海)边缘，或许也已到达了环北部湾沿岸地区。 
    秦始皇修通灵渠和汉武帝再次统一岭南以后，合浦郡与中原的联系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加强，并且开辟了从中原地区直到环北部湾沿岸的贸易路线。汉武帝到东汉末年中原地区与合浦郡的贸易路线大致如下：从徐闻乘船至合浦，再从合浦溯南流江北上，换乘车马经玉林平原，入绣江(又称北流江)，出浔江，抵苍梧(今梧州)后逆桂江(漓水)而上，过灵渠，达湘江等长江水系，再辗转长安或洛阳。自秦凿通灵渠以后，中原产品输入环北部湾沿岸及海外，大都走这条路线。当时灵渠能通行的船只大约宽5米，长度20米，载重可达500～600斛，约合20～30吨[42]。这条贸易路线是一条水陆联运以水运为主的路线，所经过的南流江、绣江、桂江、湘江等河流，常年一般可通行载重10～20吨的船只，甚至载重量更大的船只也可通过[43]。东汉建武十八年(42年)，马援率军约2万南征交趾，也是走的这条路线。他们经湘江，过灵渠，沿桂江、浔江、绣江转南流江出合浦，然后分兵自合浦往西“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后汉书?马援列传》)谢启昆《广西通志》载：“北流县(按：汉属容州)天门关，一名鬼门关。《舆地纪胜》谓之桂门关……天门关在县南三十里，两石相对，其间阔三十步，俗名鬼门关。汉伏波将军讨林邑蛮，路由于此，立碑、石龟尚在。晋时趋交趾皆由此关”。这条路线自汉武帝起，一直是一条纵贯南北的大动脉，到晋朝时候仍然如此。 
    据《汉书?地理志》载：“粤地，牵牛、婺女之分懋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处近海，多犀、象、毒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韦昭注日：“果谓龙眼、离支之属。布，葛布也。”颜师古注日：“毒，音代；冒，音莫内反。玑谓珠之不圜者也，音祈，又音机。布谓诸杂细布皆是也。”从上述记载来看，当时合浦郡输往中原的产品，有经“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犀、象及异物等，也有当地的珍珠(即珠玑)、龙眼、荔枝(离支)等。 
    合浦郡，是世界上最早采集、使用和买卖珍珠的地区之一。源于汉代的“珠还合浦”的传说，可谓家喻户晓。合浦郡沿海滩涂底平流缓，面积宽广，水质清新，自然饵料丰富，水温适宜，是珍珠生长繁殖的好地方。合浦郡沿海所产的珍珠后世称“南珠”，清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五中说：“合浦珠名曰南珠……南珠自雷、廉至交趾，千里间六池”，即环北部湾沿海自雷州半岛西侧，至合浦和越南北部沿海，有六个大珠池适宜南珠生长。南珠凝重结实，细柔圆润，晶莹夺目，是名贵的装饰品，也是具有镇心安神、去眼翳障和润肤等功效的重要药材。因为南珠价值如此重要，所以它深受中原等地贵族和商人的青睐。《淮南子?人间训》载：“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开始了统一岭南的战争。此书的作者把秦始皇统一岭南的动机完全说成是为了攫取珍珠(珠玑)等土特产的观点未必正确，但至少也可说是其统一岭南的部分原因。从汉代起，环北部湾沿岸出产的珍珠，是当地居民用以和外地商人换取粮食的重要商品。《后汉书?循吏列传》载合浦“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常通商贩，贸籴粮食”。民国《合浦县志》卷四也说西汉时“合浦人以珠易米，珠多而人不重”。中原不少汉人因到合浦买卖珍珠而致了富。如西汉成帝时候，京兆尹王章因刚直敢言，被下狱致死，其妻子充戍合浦后获得了大量的珍珠，“致产数百万”(《汉书?王章传》)。前面所引的《汉书?地理志》则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合浦郡成为汉代商贸繁荣的地方。 
    荔枝和龙眼也是中原人们喜欢的产品。合浦郡气候炎热多雨，土层深厚肥沃，适合荔枝的栽培。1975年在合浦堂排汉墓中，出土了一个铜锅，内装荔枝，荔枝果壳、内核完好[22]。这是汉代这种果树在合浦栽培的历史见证。当时今福建等地也种植荔枝，但“颗小而味多酸”[44]，不及合浦所产质优味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荔枝可止渴，益人颜色……开胃益脾，干制能补元气，为产妇及老弱之补品”，因此它是贵重的贸易商品和贡物。汉代王逸在《荔枝赋》中说：荔枝“卓绝类而无俦，超众果而独贵”，说明其在中原很受人们的欢迎。由于路途遥远，荔枝数量满足不了皇宫贵族的需要，西汉王朝曾试图移植荔枝树。据《三辅黄图》载，汉“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当然，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这种移植并未成功，但也体现荔枝的影响是很大的。龙眼也是岭南佳果，合浦郡所产更为有名。在4世纪西晋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状》载：“魏文帝召群臣日：南方之珍者，有龙眼、荔枝，出九真、交趾”。龙眼又称“桂圆”，从广西历史上简称为“桂”，并结合上述《南方草木状》的记载，可知其主要产地位于广西，尤其是广西南部的合浦郡等地。龙眼肉营养丰富，明清时代产于廉州(合浦)者，又名廉肉[45]。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食品以荔枝为贵，滋益以龙眼为良”，又说“廉肉性温，味甘，能补心脾，养血安神”。龙眼如此珍贵，自然也能远销中原等地。 
    荔枝和龙眼虽然是汉代合浦郡输往中原的特产，但其输出的数量是很有限的，享受者也主要是王公贵族。荔枝和龙眼易于腐烂，而古代缺乏保鲜设备，要通过水陆联运交通线路短期内运往中原，是十分困难的，估计当时可能是使用驿马快速输送到中原京城等地的。《后汉书?和帝纪》载：“和帝元兴元年(105年——作者注)，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这种用驿马昼夜快速传送的方法，也是贸易的一种特殊的形式。 
    汉代从中原地区输入合浦郡及附近地区的产品，主要是生产工具和马牛羊等牲畜。《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汉初吕后曾下令关闭南越关市，“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以牝”，当时青铜器、铁器等工具和马牛羊为南越之必需，且多从中原输入。合浦郡在当时属南越国范围，其所需中原的贸易产品，与南越国其他地区也一样。目前在环北部湾沿岸尚未发现年代属于春秋战国时候的铜器和铁器，但该地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被大量发现，其中屡有铜器和铁器出土。在合浦县堂排4座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了青铜鼎、壶、簋、盒、钵、奁、镳壶、鍪、熏炉、镜、带钩、剑、矛等和铁器环首刀、削、锄等[22]，这些器物无论在形制，还是在花纹等方面，与中原地区洛阳等地汉墓出土的器物大多相同，是来自中原地区的产品。除了合浦以外，在海南岛临高县汉墓出土的青铜釜[46]和浦北县汉墓出土的钥、釜、豆等青铜器[47]，在防城港市澫尾岛汉墓发现的铜镜、五铢钱等物[17]与中原内地汉墓出土的同类器物也一样。以上的考古发现，反映了合浦郡与中原地区贸易路线开辟以后，大量产品输入了环北部湾沿岸地区。 
    据前述《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朝船队从合浦、徐闻带往海外进行贸易的物品有黄金和丝绸等，这些黄金和丝绸也来自中原地区。合浦县望牛岭一座西汉木椁汉墓中就出土了金饼2件和金珠12件[11]，合浦堂排西汉晚期墓也出土了金手镯1对、金戒指2件、金花饰1件[22]|。这些金器，主要是作为贸易品从中原地区输入的。目前环北部湾沿岸墓中还没有发现当时的重要贸易物品丝绸，估计是不易在墓中保存下来的缘故，而当时应该是从中原地区有大量输入的。 
    2．汉代合浦郡与西南地区的贸易通道 
    环北部湾沿岸地区面临太平洋，背靠大西南，是汉朝时候西南地区与海外联系的重要区域。从考古材料来看，西南地区各地古代墓葬中曾发现大量的海贝。例如在西藏昌都卡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3枚海贝[48]；云南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战国墓分别出土海贝2万余枚150公斤[49]；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祭祀坑出土大量的海贝[50]；贵州威宁、赫章汉代的夜郎墓中也有海贝出土[51]。西南地区出土的这些海贝，其来源地尚有争论，但它们作为生活在热带或亚热带海洋的生物，只能来自邻近西南地区的太平洋或印度洋沿海地带。从传统来看，它们更可能来自南面、与西南地区交通更为便利的环北部湾沿岸及附近地区海域，而不是来自看似路途较近、实际上由于横断山脉和喜马拉雅山等阻隔而无路可通的西南地区西面的印度洋沿海地区。 
    汉代合浦郡与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是古称牂牁江的红水河。红水河从贵州望谟县至广西象州县止，全长659公里。在未修筑公路之前，它是滇、黔、桂沿江地区主要的交通线，现在仍不失为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物资的一条理想便捷的水运通道。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汉武帝遣使唐蒙劝南越王内附。唐蒙在南越吃到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日：‘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日：‘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夜郎”’。(《史记?西南夷列传》)四川的枸酱能通过夜郎转贩到今广州一带，说明汉代红水河贸易通道的存在。《汉书?武帝纪》说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为平定南越王宰相吕嘉的反叛，派遣“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汉代牂牁江(今红水河)下游连接今黔江，经浔江到达苍梧，再从西江可直达番禺；从苍梧上溯今藤县绣江(北流江)口，再南下玉林平原，然后转入南流江到达汉朝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口合浦。 
    汉代由牂牁江往北通过“石门道”，可进入巴、蜀两郡。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唐蒙率人修筑从焚道(今四川宜宾)到牂牁江的通道。其路线是从僰道开始，经石门(今四川庆符县境)、南广(今云南镇雄)、平夷(今贵州毕节)、夜郎(今贵州安顺)，达牂牁江畔。这就是后世所称的“石门道”。[52]《水经注》载：“唐蒙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尺，堑凿之迹犹存。”石门道开通后，汉代西南地区通往合浦郡的贸易通道大致是：从巴(今重庆)、蜀(今成都)两郡经僰道到夜郎达牂牁江，从牂牁江到达苍梧，又逆江上溯到今广西藤县绣江(北流江)口，再南下玉林平原，然后转入南流江口到达合浦。汉初为了限制西南地区与南越国的贸易，曾经封锁巴蜀南部及西部的边徼，企图切断这条贸易通道，但是“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稚马、僰僮、髦牛，以此殷富”。(《史记?西南夷列传》)。输出的货物，据《史记?货殖列传》载，有“铜、铁、竹、木之器”。《史记?西南夷列传》又载：“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前面我们说，汉代合浦郡与印度(身毒)黄支国有远洋贸易航线，则巴蜀的蜀布、邛竹杖等或许是经由合浦郡出发的海上航线辗转到印度等地的。 
    汉代四川的临邛是西南地区铁器的生产基地，并且向周围输出。如西汉时卓氏“即铁山冶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程郑氏“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史记?货殖列传》：“椎髻”又称“椎结”或“魅结”，即锤形髻。史载西汉初年南越王赵佗自称“蛮夷大长老，魑结箕倨见陆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因此可知岭南越人曾广泛流行椎髻发式，“椎髻之民”即岭南越人，他们也属于临邛铁器产品“贾椎髻之民”销售的对象。在合浦汉墓和越南北部清化省东山遗址及广平省汉墓中与五铢钱一起出土的铁器[53]，其中大部分应来自中原地区，但一部分或许来自临邛。 
    三、汉代合浦郡对外贸易繁荣的原因和意义 
    1．合浦郡对外贸易繁荣的原因 
    自汉武帝以后到东汉末年的300多年间，合浦郡远洋贸易和对内贸易空前繁荣，其主要原因有三个： 
    (1)地理位置优越。汉代合浦郡，是汉王朝国土最靠南部的地区之一。它面向太平洋，背靠大西南。沿海平原广阔，天然港湾多，南流江纵贯南北，使合浦郡与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通较为便利。汉代航海技术和造船水平还相对较低，当时还没有指南针，而且船只的抗风浪能力较差，续航能力也有限，为了减少风险和避免迷失方向，只能采取沿海岸航行的办法，并且尽可能走最便捷的航线。因此，汉王朝前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等地的贸易船只，从国土最靠南部的合浦郡等地区出发，是最便捷的。所以，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合浦郡成为汉代最早开展远洋贸易地区的重要原因。 
    (2)政治上的原因。西汉初期，北方匈奴边患严重，陆上丝绸之路经常受侵扰，因此西汉王朝必须寻求新的对外联络通道。汉武帝在元鼎六年(前111)统一岭南，其重要目的是为了向南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在汉武帝时期，国家较为强盛，社会比较安定，农业、手工业和造船等科技较为发达，也为汉王朝对外贸易和开放奠定了基础。汉武帝统一岭南以后，推行郡县制度，加强了中原和环北部湾沿岸的联系，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合浦、徐闻等地具备了对外开放、对外贸易的物质条件。 
    (3)环北部湾地区古代越族和东南亚民族关系密切。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100年之间，中国大陆古代的百越等族在汉族的压迫下，不断从海上南迁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54]东南亚一些民族也具有干栏式建筑、铜鼓、铜锣、文身、猎首、食人肉等文化特质[55]，这些特质都可以在古代环北部湾沿岸及其附近地区的越族中找到。人类学家林惠祥也认为“现代的华南，尤其是东南亚的人民还有几点体质特征和马来族相类似，历史上记载的东南亚古越族也有些风俗和语言与马来族相联系，再加以两方发现的有史以前的古物也很相像，这几点都能证明这两种民族之间应是有关系的。”[563我们认为，东南亚某些民族既然与中国南部的民族有渊源关系，那么环北部湾沿岸的古代越族可能在先秦时期就和东南亚某些民族有了交往了。由于地处北部湾，加上“越人便于舟”，当地越族就可以“以舟为车，以楫为马”(《越绝书》)，经常航行到东南亚地区了，这就为汉代开辟以环北部湾沿岸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打下了基础。 
    2．汉代合浦郡对外贸易的重要意义 
    第一，合浦郡通往中原和我国西南地区的两条主要贸易路线的开辟，加强了边疆地区和祖国内地的联系，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贸易路线所过之处和环北部湾沿岸经济之间的发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砦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这一记载反映了包括岭南在内的楚越地区地广人稀，农业落后，火耕水耨，收获量少，生活困苦的情况。汉武帝统一岭南，以及中原、西南地区与合浦郡的贸易路线开辟后，青铜、铁器工具和牛耕等技术的传入，对改变岭南“火耕而水耨”的落后的生产状况，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后，历代封建朝廷往交州行军、遣使和经商也大多假其道，既促进了沿线及附近地区的始安、郁林、苍梧等地经济文化的繁荣，又使合浦、徐闻等地迅速发展。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合浦郡总户数为15 398户，人口为78 980人，平均每县只有15 795人。又据《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东汉建武十九年(43年)，合浦郡所辖五县不变，总户数增至23 121户，总人口为86 617人，平均每县比西汉时期增加1526人。人口的增长，是当地经济文化特别是对外贸易经济发展的结果。对外贸易经济的发展，也吸引了不少商人到合浦郡经商。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说：“雷州徐闻县……汉置左右侯官，在徐闻县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日：‘欲拔贫，诣徐闻’”。除中原商人外，我国西北地区的商人也来此经商贸易。如合浦堂排西汉墓出土的陶俑，竖眉，小眼，络腮胡，与我国西北地区古代的“胡人”相似[22]。由此推测汉代时候胡人可能也到合浦郡进行贸易了。 
    第二，合浦郡与中原、西南地区腹地贸易路线的开辟，为中华文明向外传播和汉王朝吸收外来文明创造了条件。汉武帝统治时期的西汉王朝，是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世界先进强国和东方文明的中心。汉武帝即位以后，主动开拓中原和西南地区通往环北部湾沿岸和海外贸易的路线，发展与外国的交往，体现了蒸蒸日上的汉王朝在对外关系上充满信心。在中国古代，这是一个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时期，具有开拓性的特征。这一对外开放的举措，是汉王朝繁荣富强的表现；而通过对外开放，又更进一步促进了汉王朝的强大和发展。汉王朝的对外开放，无疑对后来宋元时期的对外贸易和明代郑和下西洋等开放举措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三，以合浦郡合浦、徐闻等地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最早由政府组织的远洋贸易航线，也是西汉王朝主动开辟的对外开放、发展友好往来的友谊之路。这条路没有奴隶买卖、鸦片贸易、殖民统治和炮舰开路式的血腥和讹诈，而只有与
所到达各国的友好交往、公平交易。西汉船队“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汉书?地理志》)，深受到达国的热烈欢迎和款待，并且受到当地王公贵族派出的船只的友好护送。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使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罗马文明第一次实现了沟通和交流，既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又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合浦县志编纂委员会．合浦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882 
    [2]合浦县人民政府编．合浦县地名志．1983，15 
    [3]合浦县志编纂委员会．合浦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45 
    [4]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79，30 
    [5]郭利民编．中国古代史地图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16 
    [6]合浦县志编纂委员会．合浦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687 
    [7]袁钟仁．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见：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67～92 
    [8]Edewin M．Loeb．Sumatra：Its History and People．Vienna，1935．315～329 
    [9]杨万秀．中外历史的探索借鉴．广州：广州出版社．1997，274 
    [10]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广西合浦县凸鬼岭清理两座汉墓．见：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431～438 
    [1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见：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411～421 
    [12]房仲甫．我国铜鼓之海外传播．思想战线，1984，(4) 
    [13]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448 
    [14]黄铮主编．广西对外开放港口：历史?现状?前景．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7 
    [15]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138～189 
    [16]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考古．1977，(4) 
    [17]覃义生．澫尾岛考古调查．见：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500～501 
    [18]柳州市博物馆．广西柳州市九头村一号汉墓．见：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443～445 
    [19]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北郊汉墓．见：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471～490 
    [20]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贺县河东高寨西汉墓．见：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366～381 
    [21]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昭平县文物管理所．广西昭平东汉墓．见：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390～405 
    [22]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见：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422～429 
    [23]广西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东汉墓．考古，1998，(5) 
    [24]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考古，1977，(4) 
    [25]李炳东．广西对外贸易的历史概述．广西社会科学，1994，(1) 
    [26]张维华．中国对外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27 
    [27]简斋．汉唐的陶瓷器．南洋文摘，1960，(12)：58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441～442 
    [29]韩振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1957，(2) 
    [30]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第203页图版陆拾，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203页图版陆拾 
    [31]小泉显夫等．彩箧冢．朝鲜古迹研究会．l934，第47页图版陆拾 
    [32]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宗教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188 
    [33]斐斯特(R．Pfister)．帕尔米拉的汉代丝织品．亚洲艺术杂志(Revue des Arts Asiatiques)，1939～1942，卷Ⅻ：66～77 
    [34]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1，33～34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480 
    [36]广西航运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航运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120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481 
    [38]郭利民编．中国古代史地图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25 
    [39]梁景津．广西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78(10) 
    [40]郭宝钧．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94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42]广西航运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航运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127 
    [43]广西航运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航运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4～25 
    [44](明)嘉靖《钦州志》卷一 
    [45]合浦县志编纂委员会．合浦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316 
    [46]杨耀林．海南岛临高县发现汉代铜釜．文物，1979，(4) 
    [47]梁旭达，覃圣敏．广西浦北县出土的青铜器．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229～243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展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72 
    [49]伍加伦，江玉祥．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240 
    [50]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省文物考古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251～262 
    [5l]范同寿．贵州简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31 
    [52]杨聪．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交通运输史略．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73 
    [53]童恩正．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成都文物，1984，(2) 
    [54]刘芝田．菲律宾民族的渊源．香港．香港东南亚研究所菲华历史学会合作．1970，3 
    [55]刘芝田．菲律宾民族的渊源．香港．香港东南亚研究所菲华历史学会合作．1970，30～57 
    [56]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58，(1) 

选自科学出版社2006年《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